赵翠翠 | 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空间重构——以S省花园社区为例

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空间重构

——以S省花园社区为例

文 / 赵翠翠

摘要：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重构文化生活空间，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当代乡村现代化建设及城乡关系融合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作为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之重要构成的民间信仰空间及其仪式性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帮助搬迁民众适应新社区生活，并在城市生活中重构其文化空间、身份归属与意义认同。基于对花园社区管理民间信仰相关举措及其现状特征的深入考察，集中论述村落神像被集中安置于城市道观空间后大众精神生活及其秩序的异地重构与心态适应问题，可以发现基于乡村地域崇拜的民间信仰从乡村文明进入城市文明之后，其空间灵验及神圣性所面临的消解弱化以及重构的可能。这些空间重构，说明大众文化需求及其偏好的多元化转向、家庭关系及其代际差异等个体化变迁，对于重塑民间信仰及其乡村现代价值、重构大众精神文化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镇化；文化空间；精神需求；城乡融合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社会文化研究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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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翠翠，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目录概览

一 文化需求：乡村振兴不可忽视的精神富裕问题

二 “心灵搬家”：满足民众精神生活需求的典型案例

三 精神生活空间的异地重构与城乡关系融合

四 大众精神生活的现代变迁及其情感归属

全  文

一 文化需求：乡村振兴不可忽视的精神富裕问题

乡村振兴进程中，能否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得大众能够心有所寄、安身立命、提高生活幸福指数，成为促进乡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城镇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民间信仰空间重构、各类仪式性崇拜活动及其民众的心态适应等问题，更成为考察“人之振兴”乃至大众精神富裕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农村土地流转、人口流动引发资本、技术、人才等外流，造成乡村相较于城市的衰败，传统价值秩序不断遭遇失魂。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

      从文化治理的视角来看，“乡村文化振兴理应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意和发展之基”，是当前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对于实现城乡文化供给平衡、促进城乡关系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快速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进程中，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超越了基本的物质需要，转向多元化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成为大众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之一。故“要振兴乡村，首先得振兴人的精神文化”。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农民是有思想和精神需求的人，这些都要求乡村振兴必须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和需求。唯此才能安定人心，为城乡流动及融合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作为保持村庄传统记忆、延续乡村道德与伦理精神的重要载体及其内生资源，民间信仰及其文化实践是推动乡村振兴不可忽视的资源之一，与民众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信仰惯习、地方风俗等密切相关，是民众精神世界中根深蒂固的崇拜惯习及其道德情感，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有丰富的乡土气息及其传统崇拜观念，对于提高民众道德水平、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构建乡风文明、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增强农民文化主体意识、重塑乡村文化自信等具有重要意义。一些民间信仰的仪式性崇拜活动也大多以“文化”“非遗”“民俗”等形式呈现了“乡土文化是乡村振兴凝心聚力的黏合剂和发动机”等积极意义。

      特别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很多村庄还因为城市规划和建设等，不得不面临整村搬迁和村落生活共同体消失的可能，这就会打破固有的人群交往关系及其精神生活秩序。一些地方因城市土地资源局限，不得不采用“联合庙”方式解决民众精神文化需求及其场所合法性问题，也有针对民间宫庙城镇化变迁中的“空间位移”做出的信仰空间重建，有益于保持及丰富民众的固有精神秩序。

      然而，对于异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而言，如何面对户籍及其身份转变，以及举家搬迁所带来的住房、职业、生活、福利等心态适应问题，如何在异地重构固有的熟人交往关系、延续原先村庄生活中的崇拜方式，在新社区重获安定与意义认同，成为异地搬迁居民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学界在异地搬迁后的信仰空间重构及情感治理研究中有部分论述，只是将民间信仰及其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当前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关系融合发展亟须注意的微观心理、文化价值观、社会心态要素方面的则并不多见，对整村搬迁所形成的精神文化秩序之异地重构及其存在问题等也留有较大空间，这些都关系到如何实现以人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及其乡村振兴进程。

      基于此，论文以异地城镇化为背景，考察S省花园社区管理民间信仰事务的相关举措及其现状特征，试图回应上述异地城镇化进程中，如何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以及此种需求对于促进城乡关系融合发展的积极意义。从民众信仰崇拜及其文化需求角度，讨论民间信仰进入城市后所形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状况及其精神文化秩序的异地重构，最后与桑高仁关于民间信仰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理论对话，说明村落神像被异地安置于城市道观后，民间信仰的灵验及其神圣性所可能面临的消解、弱化或重构等问题。

      花园社区处理民间信仰事务的重要举措，是基于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的一项整村搬迁工作，也是当时花园社区做好基层群众工作、重新整合社区文化资源工作的重中之重，被誉为“心灵搬家”。即为解决民众对搬离原村庄的情感适应及对村庄民间信仰的文化需求，花园社区规划城建、统战、民宗及道协等部门联动，多次商讨并有效应对整村搬迁面临的神像安置问题，决定将涉及拆迁村落的神明进行分类整理、统筹安排，经统一制作神像后集中安置于花园社区的一些道观，顺利有序地解决了搬迁村民的心理不适及其崇拜需求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从乡村文明进入城市文明，固有的社群关系、地域与空间崇拜格局被打破，人、地、神关系发生“从空间定位到空间错位”的结构性变迁，那些被老百姓誉为重要而灵验的神明及其崇拜空间是否都能搬迁、搬迁至何地、以及搬迁并安置于城市道观后，能否方便并就近满足民众的文化信仰需求？民间信仰的仪式及实践等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能否和城市道观乃至道教实现文化层面的多元融合？这些既是大众最为关心的精神信仰问题，亦是花园社区处理民间信仰事务能否呈现人文关怀和社会治理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

二 “心灵搬家”：满足民众精神生活需求的典型案例

      乡村振兴绝非单一的物质、产业等经济振兴，而是经济与生态、文化、人才、社会等多方面的振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振兴之路。在此过程中，“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正是花园社区“心灵搬家”事件酝酿而生并有效解决搬迁农民精神文化需求、让农民重获幸福安定、促进城乡关系融合的政策依据和社会情怀。

      乡村振兴进程中，很多村落都在经历快速的城镇化变迁，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亦在此过程中被社会卷入并深受影响。如一位百姓所言：“人要搬迁，神明也要搬迁啊，神明安置其实比搬迁户安置更为重要，神明是传统文化，是习惯啊，是一种文化需要”。尤其是那些被原村庄民众视为比较“灵验的”崇拜空间及其神像，搬迁时村民大多希望能够保留并一起搬迁。因为，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灵验是人们对神明最主要的期望，即有求必应”，人们适应并需要这样的信奉关系，神给予的是一种身心慰藉，更是营造村落熟悉感和情感记忆的重要符号。对于身份、生活、职业等发生改变的“新市民”或“新生代农民”而言，村庄仍然保有其独特的文化根源及其道德意义，这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伦理与乡村道德在城市社会的现代重建，此种乡愁文化及其精神需求有助于他们在新社区中开启新生活。

      上述原因正是花园社区“心灵搬家”举措缘起的文化根源，既反映了异地城镇化过程中神人关系的空间移动，亦体现了村民身份转变后在城市生活的某种疏离感，使得神明及其崇拜空间将重新成为异地安置居民寻求精神安慰的文化空间，尊重和延续了乡村民众的文化情感及其崇拜需求，促进搬迁居民的心态适应。

      基于此，作者前往花园社区进行了为期三周时间的实地调研，选取其最为典型的三类活动场所进行深入研究，分别是武鸣道院、松乾道院和明皇宫。具体通过参访、深度访谈、查找古籍文献、现场笔录、拍摄图文等方法收集资料，同时通过“关系-事件”分析法，了解花园社区已搬迁居民对待神明集中安置于道观的态度与生活现状，以发现这一举措对促进村民文化身份转型、良好社会心态构建及促进城乡关系融合等重要意义。

在神像安置的空间布局方面，上述三类道观都将搬迁神像安置于道观主神之外的偏殿或厢房，并按照安置先后依次排列，且统一制作神像。比如，“神像高低都差不多，位置的话，当时放了以后就不动了。你现在说要变化个位置肯定不行，比如放前点，或是放后面点”；“你娘娘信的人多，好像塑像要大点，但我们现在统一制作，神像都一样大”。如此制定规则、统一制作塑像，并按顺序依次安置，故“心灵搬家”工作大体顺利有序进行。

在安置神像中，以自然神和人格神为主。前者又以土地神、地方神居多，大多与农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土地神是乡村社会最普遍的神明，土地神崇拜体现着民间老百姓最为深厚的土地情结与文化情感。这也是安置神像中多以土地神等农业神居多的重要原因。

从三类集中安置神像的道观来看，武鸣道院除了主神大老爷、中老爷和小老爷外，旁边就供奉安置有九尊土地神。明皇宫除了玉皇大帝、财神、文昌这些既有神像外，安置的还有土地神、刘猛将等，另有新增的车神等。松乾道院除了主神随梁王、玉皇大帝、东岳大帝、财神、慈航上人、三官神外，集中安置的神明分列于左右厢房，一旁有九尊神明，分别是烈义明元、丁公大王、水府明王、张大明王、张玉生老爷、浠浦土地、亮子明王、武平大王；另一旁则分列六尊神明，分别是陈千岁土地、土地公与土地婆、夫差大王、贤圣土地、蛇王、刘猛将军、城隍。每尊神明前均设有功德箱和供信众叩拜的厚垫子。

可以说，拆迁神像集中安置的做法，很好地融合了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也为周边居民及搬迁民众祭祀崇拜提供了方便。同时，由于能安置神像的道观空间有限，故并非所有搬迁村落信奉的神像都能给予异地安置。对此，花园社区相关部门承诺会陆续增加或开放一些道观进行安置。比如，“把乡下土地神安排到这里地方不够，后面会陆续开放一些场所进行安置。明年把所有乡下小庙的搬迁神明一起管理。五公里之内，便于百姓烧香，交通方便。以后要是有新来的神像不够放了，可能会开放一个新殿，希望提前规划好，也不影响此前的神像位置，不会出现地方不够用的情况”。

为尊重民间老百姓的文化需求，花园社区相关部门在认真座谈和多次协商后，主要采取“传统掩光法”进行神像拆除工作。即先将神明的脸蒙住，然后按照“火化、水化、入土”三种方式进行—如果神明是木头的，就采用火化形式；如果神明是泥塑的，就采用水化融合形式，融合大自然；如果神明是陶瓷等，就采用入土为安，挖土坑埋掉。一般流程是，相关负责人先提出三种方案，然后让群众自己选择，之后群众会进行相关仪式活动并念诵“平安经”，最后去掉掩盖的红布。这些过程与仪式都是花园社区对民间大众文化需求的一种尊重。

相关协调人员在总结经验时不断强调，正是他们能够站在民众文化需求立场上处理问题，才使得大众接受并认同“心灵搬家”举措，如此做会有四种好处：其一，让群众意识到整村搬迁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必然，让老百姓从内心真正接受。其二，将能搬迁的神像集中安置于历史底蕴深厚的道观是一个令群众比较安心的举措。其三，道院服务信教群众的良好态度及服务意识，增强了大众对安置点道观、道长的信任，有益于缓解民众在新社区生活的各种心理不适。其四，集中安置后的神像大多比原神像造像更为精美，这一点深受大众喜爱。

其中，道教协会的协调人员对于异地安置神像的虔诚与服务态度起了重要的中介沟通作用，劝导并承诺村民可以重塑神像并安置于城市交通和历史文化底蕴较为深厚的道观，并以“庙越久越灵”和虔诚服务好新安置神像和信众等话语和内容说服村民理解并同意。比如，“信众进来，道士们服务要好，百姓们来了后就感觉到这里也很好”；“用虔诚的心劝导百姓，做好本职工作，感化他们，我们就是服务，服务对象就是老百姓和神明，我们有诚心去感化、引导、劝导百姓。搬之后其实更好了，神灵住在这里就像住了‘别墅’。老百姓看到他们的神明和玉皇大帝，因为原先有些村庙塑像可能塑得有些狰狞，他们觉得是想把‘老爷’放在更好的环境里，因此就能接受搬迁一些”。

      此外，道教协会人员还会站在供养神和大众的角度，表达上述虔诚和服务意识。以下三位道长的访谈资料，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服务好信教群众就像是热情对待‘老人’一样，要服务好神明，才能让百姓安心接受”；“我向神像问个早安，问个晚安，就像晚辈对长辈一样，特别礼貌问候，这个事情坚持的，早上上香，规定动作，上香泡茶，然后搞卫生，然后做事。我们引导信教群众像兄弟姐妹一样，家和万事兴。我们是服务的，信众高兴了，神明也会高兴的”；“我能够像供奉老人一样把神灵供奉在这个新庙里”。

在此过程中，对老百姓来说，安置点道观对待村庄神像的虔诚服务和实际行动，缓解了原村落生活共同体消失所带来的孤独与疏离感，亦构建了人与人、人与神、人与道观之间的良性连接。“心灵搬家”既给予搬迁村民以精神和心理安慰，亦能将“老祖宗”的神像统一安置于城市道观，新的造像更加栩栩如生，赢得了民众的喜爱认同，有助于增强和重构搬迁村民的文化身份及其城市归属感。

花园社区对待和处理神像安置等民间信仰事务的开放性态度，改善了神明的居住空间，有益于相关事务的规范化管理，使得安置点道观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及共享的神圣信仰空间；为搬迁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烧香体验，民众前往安置点道观进行祭拜敬香、念诵祈福、许愿还愿等仪式性行动，极大地促进了大众之间的情感融合与人心凝聚，缓解了整村搬迁所带来的精神空虚与生活困顿，还能在城市新社区中重构乡村民俗、文化惯习、古农谚语、神话传说等地方性道德，发挥乡村知识等在城市生活中特有的功能及其道德重构作用，有益于新市民在乡村伦理之“记得住的乡愁”中构建城市新身份及新生活。

三 精神生活空间的异地重构与城乡关系融合

一场“心灵搬家”之旅，表面上看，是城镇化进程中人与神明的关系再造，实则是人与人、人与神在空间移动及错位中重新组合及构建起来的精神文化空间及其信仰秩序。花园社区处理民间信仰之“心灵搬家”的重大创举，适应并满足了大众对于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化活动的身体与精神需求，方便搬迁民众前往道观烧香祭拜并重新找回乡村及其文化道德感，使得村民的精神生活秩序得以不断重构。这种重构与融合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地神关系的重新连接。整村搬迁直接导致村民与土地关系的断裂，同时使得村庄人、地、神关系发生相应的错位及疏离。神明从村庄搬迁至城市道观，虽然在空间安置方面，因为道观的制度化管理而重获其存在合法性，但是此合法性的形成却造成民众在文化实践层面的空间错位。即民众与道观原村落神明之间的物理距离、交通与时间成本增加等，这些都对搬迁后的人神关系及其灵验重构造成深层影响。神明安置于城市道观后，村民能够在新社区生活中延续和拓展原先的乡村交往与日常生活，亦能在安置点道观因为烧香祭祀等，找回一部分已丧失的村落共同体情感及熟人关系，只是这种“延续、拓展和找回”大多局限于神灵诞辰、私人需求时的时空性构建，缺乏乡村那种人地神在同一空间定位格局中的整体秩序及其意义感。随着城市人群关系的分化及再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人口的快速流动、交往方式的功利化与疏离化、价值观的多元等，固有人神关系的错位情况就会逐渐突出。一旦缺乏稳定而持续的人与神明之崇拜关系，固有的信仰社群也会变得弱化或松散，神明的灵验性重构便会深受影响。至此，对实现身份转变的搬迁村民而言，人们也不太会局限于某一安置点道观及其神明，而是会选择满足他们自身需求的就近庙宇或灵验性崇拜方式，在城市新社区生活中不断重构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多样化信仰及其精神需求。

      第二，崇拜空间的重构。整村搬迁及其神像的分类安置，导致搬迁后崇拜空间及神明数量的总体减少。而空间错位所形成的人人关系、人神关系之距离感、民众文化实践之多元化、交通成本增加等，都使得崇拜空间的稀缺性特征日渐凸显。然而，这种稀缺本身也使得民众转而寻求其他更为多样化的崇拜选择及其需求。松乾道院附近一位居民说：“不方便了，群众内心精神需求很多。这些神仙、庙的历史很久远的。香头的庙归香头，百姓以前都有自己的庙的。现在整个园区，还有其他小庙呢，有些位置还不错，各种庙的神明就在这些小地方中，百姓都去啊”。可见，村落神像被集中安置于城市道观后，虽然民众在供奉饮食、烧香惯习及信奉仪式等方面存在些许不适，但是，民众也能在就近或山林小庙中满足自身的信仰需求与身体表达，这恰恰体现了民众在城市融入进程中的自我调适、理性选择及信仰重构。

      第三，道观管理的规范化重构。“心灵搬家”举措给安置点道观带来一批新的信众和香客，却也使其与安置点道观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导致道观管理面临过一些困境。松乾道院一位道长说：“念经做法事，老百姓光知道上供品。啥丧事生病都来，根本没啥规矩”；“上楼生活了，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精神生活状态依然没变，供奉给神的就要拿回吃。酒瓶垃圾到处都是，后来才开始制定戒律、制度。现在道观三百六十五天吃素，看门大爷也是，逐渐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同”。可见，民众固有的崇拜习性、随意性和无秩序等，都曾给道场清净与规范管理带来一些影响。这一规范化重构，既反映了乡村民众进入城市后的某些不适，亦体现了城市现代文明与制度化管理方式对于乡村大众信仰惯习的深层改变，是一种城乡关系及其精神文化的实质性融合。

      第四，香头身份及其权威的重构。村庄及神像搬迁前，村民习惯于寻找村内外最熟悉、最灵验的香头解决个人及家庭私事。作为人神关系得以连接的中介，香头依赖其卡里斯马魅力、治病灵验性及其神圣资质、组织斋醮能力等构建其权威与信任关系。异地搬迁后，人地神关系的空间错位导致信众与香头关系被打破，烧香、斋醮不能或不再完全依赖于香头，香头处理自身与信众、道观等关系亦面临更为复杂的人际与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香头进入城市后由于缺乏固定活动场所，导致多个香头聚集于同一道观，形成香头与香头之间的关系竞争。比如，“没法满足他们，香头与香头之间都是利益关系”。另一方面，“‘搬家’这事情确实对他们影响很大，绝对没生意了”。此外，香头内部也因再就业、身份转变、居住空间、社会心态等而发生内部的分化与再分化。那些能很快适应新生活、职业技术多元与治病能力较强的灵验型香头会在城市很快就业，或是从兼职走向全职，通过和信众、道观的密切互动，在重组关系与人脉中重构其身份与权威，而那些职业技能单一、神圣能力较弱的非灵验型香头，则面临身份与权威的弱化或消解的可能。这些都要求香头不断提高其仪式服务能力，并借助街道社区、道观、网络社交等多样化方式重新整合资源与人脉。城市化进程中，香头的资源获取方式、提供礼仪服务的内容、质量及其作用力大小，都决定着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与权威高低。此外，大众精神生活匮乏、焦虑无意义感等，虽能通过香头组织的一些仪式性活动得以缓解，却大多呈现一种功利式和不确定的行动选择，很难形成与香头之间的稳定联结。这些都影响着香头身份及其权威的重新构建。

      第五，神灵谱系地位、功能和仪式的重构。搬迁村庄的神明被安置于城市道观后，使得民间信仰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更为融合，民众的崇拜方式也变得相对规范和文明。比如，“现在只烧三支香，天地人，这是一个变化”；“以前，香头、百姓过来烧纸，最初都是一麻袋烧，都是劣质东西，我们能让他们相对规范些”。此外，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或压缩、城市人群崇拜偏好多元及其代际差异、心态秩序变迁等，民间神灵的谱系地位、功能、仪式展演过程等也发生了某种转变。比如，“猛将信仰是农业文明的，现在年轻人也不太需要了，他们比较重视的是太岁、文昌、财神。现代化过程中，教义科仪等都需要调整变化，不同区域的人请神，向哪个神祈求，咒语都可能发生变化。现在财神多了，科仪也简化了，原来可能三天三夜，现在都是周六周日，农闲时期可能就半天”；“这些功能性的神灵现在很受欢迎，以前在三清殿后面有些闲置，现在就专门了，功能和地位提高了，新设的如车神，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呀。以前独门独户，斋醮一般都去私人家里做。现在搬到筒子楼，不可能念诵那么晚，念诵过桥，现在没有这空间了”。可见，大众崇拜与精神文化需求的现代变迁，决定着神明的地位与功能，也使相关仪式发生了转变，折射出乡村崇拜方式的城市化适应与理性调整，反映了现代化进程对于传统道教科仪、民间神明之仪式、地位、功能的重大影响。

      第六，道观与香头关系的重构。香头和信众之关系亲疏，大多决定着信众和某道观佛寺关系的亲疏。因为，“正规寺庙宫观信众都是香头带来的”。故香头与道观实乃两种权威，都和信众关系紧密。在道士看来：“香头那里是人灵不灵，道观里面是神灵不灵，我们灵不灵没关系，关键是神明灵验，我们是服务神明的”。日常生活中，老百姓但凡有私人需求时一般不太会找道士，而是直接找香头解决。香头依赖其固有的灵验性，处理与烧香及信众相关的私人事务。比如，“香头给他解决具体问题，绝症得到治愈了。到道观就是烧香，不仅是为了时效性，来道观还要做一些布施，以求灵验”。香头与道士所提供的差异服务，使得香头、信众和道观道长三者能够维持一种稳定的交往关系。当然，香头与道观之间也存在权威竞争，“香头要在百姓面前提高权威，显示自己的厉害之处”。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理性互动关系，恰恰体现了香头与道观关系的现代重构。

      以上六个方面的重新构建，反映了乡村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之实践在城乡变迁中的异地重构，使其很好地融入了城市新生活秩序之中，呈现了与城市居民、香头、道教神职人员、道观等多主体之间的理性互动，推动了花园社区民间信仰与道教相关事务的规范化与法治化，有益于构建健康文明、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促进搬迁村民的城市融入、城市宗教治理体系建设及其治理方式的不断创新。

四 大众精神生活的现代变迁及其情感归属

      乡村振兴战略关系亿万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期待，最终目标在于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关系融合发展，更在于实现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作为促进乡村振兴与推动城乡关系建设的典型案例，“心灵搬家”有效解决了民众精神文化需求，有助于搬迁大众更好地融入新社区，在城市生活中重新构建身份认同、人生意义及情感归属。

      在此过程中，搬迁村庄的民间神像被纳入城市道教管理体系之中，并集中安置于道观特定区域，其造像风格、安置格局及烧香环境等都得到较大改善。安置点道观对搬迁村庄神像的接纳与规范管理，有助于营造多样化的、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文化实践及其共享空间。当然，这一举措也给民众崇拜方式、香头身份与权威、道观管理、仪式展演、信众与香头、道观关系的重构等带来深层影响。尤其是神明安置所形成的空间稀缺与固有人地神关系的某种疏离或断裂等，都使得民众的文化信仰需求实践不会局限于安置点道观的原村庄神明，而是也会转向周边较近或山林小庙进行烧香和各类仪式活动，寻求和满足自我的世俗化及其“躯体化”表达，这恰恰反映了城市多元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包容和接纳，是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城市化重构。

      乡村民众文化需求及其情感秩序的异地重构亦说明，大众依然饱有对原村庄土地神明及其空间灵验等生活共同体的眷恋和深厚情结，故需要在神明诞辰、节庆礼俗或有私人需求时，前往安置点道观进行烧香祭拜、许愿还愿、诵经超度等，还能在香头与道士的组织与帮助下举办一些集体性的斋醮仪式活动，通过特殊的时间、地点、仪式和香火等，重构原村庄神明在城市道观中的灵验及其神圣能力，有益于民众对搬迁神明及其安置空间的适应、接纳和认同。

      一个问题在于，固有神明大多属于农业文明的产物，是特有的空间地域、崇拜体系、农业生产、宗族伦理、地方风俗等多因素影响下的文化需求体系及其信仰实践逻辑。在此空间与地域崇拜体系中，人与土地关系的空间定位格局，大多决定着人与神关系的空间定位及其灵验的叙事逻辑。然而，一旦人与土地的关系因为整村搬迁发生了空间与地域的变化，即村民和原村庄空间之间的关系发生彻底的断裂及错位，那么，固有的人神关系及其灵验叙事也会深受影响。即便神像能够被安置于城市道观的特定空间，因城市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道观香火兴旺等，重构出某种可能的神圣与灵验，却也会因为城市生活的各种差异化需求、安置神明在道教信仰体系及道观中地位的不同、相关仪式展演过程的简化及调整等，而面临固有灵验及其神圣性弱化之可能。此外，安置点道观如果缺乏稳定而独立的香火经济、缺乏相对固定而持续的信奉关系，搬迁民众与道观原神明之间的关系重构及其灵验叙事就会受到影响。

      关于灵验的重构，研究民间信仰的代表性学者桑高仁认为，灵验具有转移性，是一种媒介性的本体、一种社会性起源，“这个灵的性质，很像某种充电的性质，或者，它更像一把火，它可以由一座庙的香炉中分出来而被转移到另一座庙上”，同时，“灵会随着时间改变；某些神明会失去他的灵，有些则是会增加”，具体变化与“神明的流行”、“效验”、“对于神明的祭拜者的人数”、“一个神明的力量与效验的相对性的程度”、“神明的声望”及神明所具有的财富和金钱等富有程度密切相关。桑高仁笔下的“灵验模式”，不仅建立在同一个妈祖崇拜谱系之上，而且呈现出深刻的社会性构建特征。故建立“分灵庙”，致力于从妈祖祖庙进行“充电”式的神圣仪式连接，便能够转移、重获并增强此种灵验及其神圣，获得民众持续性的供奉关系，否则灵验便可能会消失。

      桑高仁关于灵验的内涵界定及其理论解释，促使我们思考整村搬迁后神明灵验的转移及其社会重构问题，有助于站在民众精神文化需求角度，帮助解决民众的城市融入与情感适应问题。只是和桑高仁关于灵验叙事不同的是，“心灵搬家”案例中的神像被集中安置于道观某一特定空间后，其灵验性转移及重构既缺乏妈祖祖庙“充电”式的“神圣来源”及其完整谱系，亦缺乏一群自己人的社区之原初信仰社群关系的强有力及可持续构建。从乡村进入城市，民众在信仰实践中所可能面临的错位困境，乃至个体化的、身体化的实践转型等不确定的、多元的文化及结构性环境，都极大地影响着民众所期待的灵验转移及重构。

      具体来说，一方面，神像被安置于城市道观后，不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和转移固有神像的灵验及神圣性，而是需要长时段的社会构建与持续性的人神关系才可能得以转移及重构。另一方面，随着村民身份、职业变化、土地情结、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城市化适应与心态调整，香头身份权威及其与道观关系的重构等，人们对原村庄神明的文化情感及其依附性心理无疑也会发生诸多不确定的变化。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搬迁后的神明崇拜及其人神关系构建，越来越呈现一种不同人群、不同主体、不同关系所重新组合与构建起来的身体灵验及其时空化选择，更内涵有丰富的多神崇拜或“混合宗教”的文化实践特征。从乡村进入城市，人们从崇拜较为固定的地域神明及其神圣空间，开始转向城市就近或不固定的神明及空间，实践方式也会变得多样而极具个人性，形成了一种城市文明所独有的，不受时间、地域、空间及熟人关系所局限的、能够满足自我个性需求的、流动的文化崇拜方式与空间归属。

      这一文化需求偏好的转向及其精神生活的多样化，恰恰就是大众精神文化从乡村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现代变迁及其本质。花园社区这一案例所呈现的既是灵验性、空间性及神圣性、人神关系的异地重构，也必然经历最理想的人神交往关系之彻底断裂、疏离、重构，乃至多种状态并存的复杂情况。神像被集中安置于城市道观后，人神关系及其崇拜模式并非就此固定，安置点道观也亦非民众进行烧香祭祀、许愿还愿的唯一空间。

      一个悖论在于，神像被集中安置于城市道观，有益于构建民间神明存在的社会与文化合法性，满足了大众对于固有村庄神明崇拜的情感需求，却也因道观之安置格局、神灵谱系、道观制度等，呈现出民众在此空间表达的某种局限性。反而是那些分散于民间或山林中的小庙小庵等，更加深受大众喜爱和崇拜，并以其更为开放的活动空间、丰富多样的仪式展演及其灵验叙事等，构建着民众在城市生活中的自我需求与生活图景。这一点是构建民间信仰道教化与规范化的非预期后果，却也是乡土文明及其精神文化需求在城市文明变迁中的某种延续及重构，是城乡多元文化共存的重要体现。此生活模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象征体系，“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现代化话语代表的理性、快速、规范所缺乏的人文情感的一种弥补”，有益于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及其资源整合，构建良好而积极的现代文明与心态秩序，关键就在于社会所能提供的资源空间及其文化环境，在于基层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制度化创新及其机制建设。

      在此，民间信仰及其文化实践活动可聚可散、可公可私、可神可俗，可以通过各种创造性机制或转换中介，作为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公共道德、构建良好心态与文明秩序的治理资源，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及城市社会文化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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